图|酆悌、徐昆、文重孚

1938年，抗战进入到第二个年头。

由于中日双方巨大的国力以及军事实力的差距，正面战场一败再败，徐州、武汉相继失守，截至1938年11月10日，日军已经攻陷了岳阳。中日两军在新墙河一带对峙。

很明显日军下一个目标就是长沙。

事实上随着长江下游各省相继被日军占领以后，长沙就成为众矢之的，成为日军主要的侵略目标。从10月9日开始，日军不断地派遣飞机空袭长沙，实施大规模的轰炸

从这年年初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就开始考虑疏散长沙市民，到10月27日开始，紧急疏散长沙市民，除壮丁外，老弱妇孺必须离开市区，并责成保甲挨家挨户劝说。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开始考虑针对长沙的战略部署。

然而，中日开战仅仅半年，大部分人其实都已经看出，双方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因而在考虑战略部署的同时，也考虑了长沙失守后的情形。

“宁可玉石俱焚，不留下一草一木给侵略者。”

“焦土抗战论”最早提出时在1933年（也有一说是在1936年4月17日），提出者为李宗仁将军：

“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表现中华民族自存自立之伟大能力与精神，然后中国始有生存可能。”

而李宗仁后来也确实在各种公开场合，都提出过焦土抗战论。

图|李宗仁

蒋介石大约也是这一理论的忠实拥趸，于是在开封沦陷后，下令炸开了花园口的黄河南岸大坝，尽管暂时起到了迟滞日寇南下的步伐，却造成了黄河下游大规模的水灾，80万人被淹死，千百万人流离失所。

不过，蒋介石并未汲取这次的教训。

11月7日，蒋介石在长沙市蓉园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下来“焦土抗战”的具体方案。

11月10日，长沙市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石国基主持召开长沙市党政军警宪联合会议，部署破坏长沙的具体计划。

“立即成立破坏长沙指挥部，下设区指挥和若干纵火队。破坏长沙指挥部积极准备纵火器材，在各交通要道堆放了易燃物。”

1938年11月12日上午9时，蒋介石于百忙之中，致电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

“限1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尽管整个过程看起来匆忙，但这个所谓的焚城计划，实际上是相当完善的，不仅仅对实施过程中引火材料的发放控制、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等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放火的地点选在天心阁。就等日寇入侵，长沙即将失陷时，举火焚城。

图|张治中

然而意外也是突如其来的。

原本张治中还计划，在11月13日凌晨4时检查准备情况，然而就在13日凌晨2时许，突然传来消息，日军已至新河，于是各处预备留守的防火人员迅速举火，大火持续燃烧长达3天，给长沙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破坏。

蒋介石震怒

事实上，当时日军仍然被阻隔在岳阳新墙河一带，并没有打到位于长沙城郊的新河。

时至今日，这一误传的消息也不知道是从何而来的。

更为关键的是，长沙城内的大火，并不是起于原先计划中的天心阁，而是位于长沙南门外的伤兵医院，纯属是意外失火，然而当时负责防火的长沙警备司令部，却误以为是信号，赶紧下令，而当时正值半夜，大部分市民还都在酣睡中，大火燃起来后，又没有足够的力量疏散人员，以至于大火中两万余居民被烧死，尽管在事发之前，长沙市30万居民中，就已经疏散了90%以上，但事后长沙市统计灾民数量，仍有12.4万余人。

差一点遇险的还有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以及郭沫若、叶剑英，他们11月12日抵达长沙，出席了长沙各文化团体在长沙师范学校举行的孙中山诞辰72周年纪念大会，当天晚上他们在大火中被吵醒，连夜撤往湘潭。

一直到16日，周恩来才返回长沙。

图|周恩来

同样在当天晚上，蒋介石也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往长沙，仓促间登上天心阁，看着满城一片狼藉，蒋介石气得脸色铁青，下了天心阁后，他就下令：

“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3人抓了起来，并组织军法会审，限两天结案。”

就在大火前一天下午，张治中召集省会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指示纵火办法，并要警备司令部负责筹备。保安处协助，后来又任命了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为放火正指挥，社训总队长王伟能、警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为副指挥。

应该说以上三人，对于意外失火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事实上就在大火烧起来以后，担任放火副总指挥的徐权，就已经意识到是失误了，因为日军根本就还没有来，放火纯属是自己吓唬自己，于是赶紧打电话给警察局长文重孚，要他迅速布置救火，然而在当时，为了顺利执行焦土抗战这一策略，城中的消防车早就已经把水全部放掉，就连日常储水的水罐里面也都是汽油。

图|蒋介石

徐权立即打电话给酆悌，然而电话却始终不通。

这下大火彻底没救了。

日军本来也很懵圈，但他们通过调查后，很快知道了长沙发生的一切，于是他们派飞机在长沙上空拍照，还登在报纸上，并利用广播大肆渲染。这下不仅仅是长沙市民，就连全国也一起沸腾起来，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对这件事情重视起来。

蒋介石对于文夕大火其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也很清楚这件事情根源在他身上，想来想去也只能抓几个替罪羊。

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以用人失察、防范疏忽，被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省保安处长徐权，惊慌失措，动摇人心，革职查办。市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石国基、参谋处长许权在逃，予以革职，通缉查办。市长席楚霖弃职潜逃，革职留任。

最倒霉的还是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

11月18日上午7时，对三人的审讯正式开始。

审讯中，文重孚和徐昆一口咬定，是奉了警备司令部的命令放火，而酆悌自己也没有过多狡辩，后来被认定为“疏忽失慎、违犯机宜，有不可赦免的罪行”，审讯判定，酆悌为首犯，判处有期徒刑20年；文重孚为从犯，判处有期徒刑10年；徐昆为从犯，判处有期徒刑5年。

以国民党内部枝枝蔓蔓的派系，能够判这样的重罪，也算是难得了。

以上三人中，酆悌的地位最高，他是黄埔一期毕业的，与陈赓、左权、曾扩情是同学，还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复兴社后来分裂以后，分为三个派系，贺衷寒的政训系统、康泽的别动总队，以及戴笠的特务处，后来发展成为军统。

而文重孚是黄埔三期毕业、而徐昆则是中央训练团警宪班第二期毕业。

原本事情到了这里已经结束了，但偏偏又出了意外。

图|文夕大火

案件审判结果报上去以后，陈诚很不满意，在对长沙大火这件事上，陈诚与张治中意见相左，主张从严。

双方争执之下，最后报请蒋介石裁决。

蒋介石也对三人判决结果很不满意，当即用红色铅笔批示：

酆悌身负长沙警备全责，疏忽怠惰，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

文重孚身为警察局长，擅离职守，率警逃遁，着即枪毙。

徐昆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

周恩来求情

一听酆悌被判死刑，一向沉稳的周恩来坐不住了，他主动找到了蒋介石，提出可以联合张治中发表一个声明，说明长沙大火为失误所致，为国民党开脱罪责，并借机向蒋介石提出一个请求：

“请宽免酆悌罪责。”

蒋介石虽然很高兴周恩来能为自己一方说话，但面对周恩来为酆悌求情，却罕见地严肃：

“总要有人承担罪责。”

蒋介石对黄埔一期毕业的酆悌如此严厉已经很奇怪，为何周恩来又不顾一切地为酆悌求情呢？

事情还要回到几十年前。

图|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期

1924年，酆悌经由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保荐投考黄埔军校。

那时正值大革命时期，国共双方合作，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中，国共两党的学生都在其中，大家一开始在一起还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但时间一长，因为彼此信仰不同，双方就开始互掐起来。

尽管那时酆悌是黄埔军校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成员，但对于共产党他谈不上有什么恩怨，在学校时，较为杰出者大多为中共党员，酆悌在国民党中虽然谈不上左派，但在私底下却对这些人充满好奇。

在黄埔早期毕业生中，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对他们影响颇大。

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大多都不重视此职务，唯独周恩来上任后，加强了对学生政治教育工作，几乎所有的黄埔学生，都对周恩来充满敬意，即便是多年以后，也依然念念不忘当年师生情谊。

酆悌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不仅如此，他还悄悄救过周恩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就在前一晚，正在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周恩来，收到了驻扎宝山路天主教堂的国民党军第26路军第二师师长斯烈的邀请信。

当时的上海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国共两党的分歧与摩擦已经日趋白热化，毫无疑问的是，周恩来此去定然凶险万分，但为了解决双方矛盾冲突，周恩来还是决定前往。然而斯烈一开始还客气万分，但实际上早已暗中做了准备，凌晨1时，外面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周恩来察觉不妙，想要脱身，但斯烈已经不容许周恩来离开。

图|黄埔军校

好在中共中央迅速得知消息以后，立即派人营救，斯烈也估计国共两党之间关系尚未到决裂的地步，所以放周恩来离去。

原本周恩来是想先躲在浦东贫民区，躲过上海的白色恐怖后再离开，没想到过江以后，被国民党军第一师第7团搜查棚户区，又将周恩来给扣下。

第七团团长鲍靖中是黄埔四期毕业，一见周恩来也是大吃一惊，原本他就不赞成反共，加之周恩来曾在黄埔给他授课，无异于是授业恩师，鲍靖中决心私放周恩来。

然而意外的是，师政治部代主任酆悌不知为何突然来到第七团，差一点打乱了鲍靖中的计划。

事实上，周恩来被抓的消息传回第一师后，第一师对周恩来如何处理也起了争执，副师长主张将其就地枪决，参谋长主张先行拘押，待请示过因病住院的师长薛岳之后，再作决定。面对争执，酆悌没有参与意见，在他的心里，出于对这位老师的尊重，他决定去关押周恩来的团部，劝说他发表一个“脱离中共”的声明，好保全性命。

酆悌人到了第七团以后，看着眼前紧张的鲍靖中，心里早已经明白了三分，他当然知道鲍靖中是黄埔的学生，大概也知道了他们准备放了周恩来，索性不漏声色，只是简单的嘱咐了几句，就离开了第七团。

鲍靖中因此松了口气。

图|戴笠

这件事瞒了好几年，一直到抗战前夕，酆悌的这一举动才被好友告知戴笠，戴笠随即向蒋介石禀告。

自此开始，蒋介石便不再信任酆悌，没过多久，酆悌从侍从室转调军委会第六总务厅厅长，戴笠也派出特务暗中监视。

周恩来之所以替酆悌求情，一方面源于当年帮助脱身之故，另外一方面他也担心酆悌因为私自放走自己的缘故，遭到蒋介石心中记恨。

可周恩来不知道的是，酆悌早在蒋介石那里就是属于挂了号的人。

1928年，酆悌参与了保释华克之、

华克之早年时国民党左派元老，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一开始打算拉拢华克之，但拉拢不成后，蒋介石一怒之下将之关进监狱，经国民党原来保释出狱

一年后，CC系分子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将华克之逮捕，是酆悌不惜冒着得罪CC系的风险，才将之保释出来。

尽管这件事情也做得天衣无缝，可华克之后来参与谋划刺杀蒋介石、汪精卫失败，因被人告密，酆悌曾搭救过华克之的陈年往事也被抖搂出来，蒋介石大怒之下，将酆悌叫来狠狠骂了一顿，尽管酆悌一再表忠心，但因为信任已经不在，酆悌自然再难受到重用。

图|华克之

一句话，蒋介石不在乎酆悌涉入到派系斗争之中，反而还乐见其成，尽管酆悌一些行为做得很过火，比如谋划刺杀张群一事，可蒋介石并不打算处理酆悌。

真正让蒋介石记恨的是，酆悌当年参与私放周恩来、华克之，犯了蒋介石忌讳。

结束

事情到了这里，酆悌就是想不死也很难了。

不过据后来人的回忆以及一些资料披露，酆悌在这件事上死得相当冤枉。

有意思的是，酆悌本来可以躲过这场灾祸。

1938年1月，酆悌任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坐镇常德，而担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副司令、代司令的是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

因当时国民党高层已经决定实施“焦土抗战”，唐生明不愿意做这个“罪人”，于是就和兼任常桃警备司令部司令的酆悌来了个对调，没想到的是，因为文夕大火之故，蒋介石大开杀戒，当时唐生明在常德正出席一个宴会，听闻此事后十分感慨，也说了一句：

“如果我不调到常德，这顿饭早就吃不成了。“

据抗战时期担任陈诚部情报处长的张振国将军在上世纪末撰文回忆，作为酆悌等三人的监斩官，在行刑之前他曾单独提审过酆悌，酆悌向他透露了一个情况。

图|周恩来

文夕大火时，酆悌正在家中睡觉，一直到大火烧起来以后，他才被随从叫起来，心里还很奇怪，怎么这么快就在全城纵火了。从酆悌这句话也不难看出，文重孚、徐昆所谓的接到长沙警备司令部的命令，纯属也是无稽之谈。

然而酆悌在火发后，曾向张治中请示善后，但并不得要领，事发后酆悌三人被捕下狱，张治中曾找他谈过话，但谈的什么不得要领。

随即在审讯中，酆悌将所有的罪责全部都担起来，没有推给张治中。

张振国还在回忆录中还称：

“酆悌不失为一位英雄好汉。”

言语之间对他的死似乎有点惋惜。

酆悌本身是很有能力的，不光是凭借他黄埔一期毕业的身份，据资料记载，酆悌在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在维持地方上有颇多贡献，蒋介石之所以对他下手，盖因积怨而已，早在一年前，蒋介石就想对酆悌下手，只是顾忌到抗战爆发，没机会动手，文夕大火也只是给了蒋介石一个差不多的借口。

最让人惋惜的应该是，在文夕大火中，因人为而导致的大量死亡的市民以及一座有着深刻历史印记的文明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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